《诗经》十五国风起源地考

时间:2023-03-24 16:22:23 诗经 我要投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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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诗经》十五国风起源地考

  周南、召南

《诗经》十五国风起源地考

  关于“周南”、“召南”二部分诗产生的地区及“二南”的具体意义,历来有不同的说法,至今仍未得到一致的结论。我们从“二南”本身找内证,分前人的一些不同的意见,认为“二南”绝大部分诗是来自江汉之间的一些小国,有少量诗篇也远及原来周公旦和召公分治的地区——今河南洛阳一带[1]。因此“二南”诗的产地大致说来,包括今河南洛阳、南阳和湖北阳、阳等地区[2]。

  至于“南”的含义,根据甲骨文,证之以古代典籍,“南”原来是一种很古老的乐器名称(《诗经·小雅·鼓钟》:“以雅以南,以。”),后来才演变为一种地方曲调的专名[3],古书称作“南音”。“南”这种曲调最初盛行于江汉流域,以后才逐步影响到附近北方的地区。“二南”中的诗就是用“南音”演唱的歌词,自汉以来,虽然“声”渐渐失传了,但是“南”这个名称仍然保留了下来。

  同时“南”又是方位之称,在周代习惯将江汉流域的一些小国统称之“南国”或“南邦”、“南土”(《诗经·小雅·四月》:“滔滔江汉,南国之纪。”《诗经· 大雅·高》:“王命申伯,式是南邦。”“往近王舅,南土是保。”)等,所以诗的编辑者便将采自江汉流域许多小国的歌词,连同受“南音”影响的周、召一些地方采来的歌词,命名为“周南”、“召南”,以与其他十三国风在编排的形式上整齐划一。《左传·隐公三年》记君子的话说:“‘风’有《采》《采蘋》。”,此二诗均属“召南”。可见“二南”属于风诗,与其他国风一样是地方曲调[4]。

  “二南”绝大部分诗是西周末东周初的作品,旧说以为是文王时期的诗,那是没有根据的。

  [1]据一些古书记载,西周建国前后,周公旦、召公曾分陕而治,周公统治陕东地区,召公统治陕西地区。这里所说的陕,不是今陕西省,而是河南西部的陕县。

  [2]有人根据《召南》的《江有》中的“江有”、《草虫》中的“陟彼南山”、《殷其雷》中的“在南山之阳”等句,误认为召南地区远及川东和陕西的西安之南,这是错解了“”与“南山”所致。,《毛传》训“江之别者”,即长江的支流,系泛指,非确指今四川的江;“南山”也是泛指,非指今陕西的终南山。因此,把“召南”的疆域扩大到川陕一带,恐未确。

  [3]郭沫若在《甲骨文研究·释南》中说:甲骨文“南”字,“本钟之象形,更变而为铃”。“诗之周南、召南、大小雅,其初,当亦以乐器之名,孳乳为曲调之名,犹今人言大鼓、花鼓、鱼琴、简板、梆子、滩簧之类耳。”张西堂在《诗经六论》中据此进一步说:“南是一种曲调,是由于歌唱之时,伴奏的是一种形状象“南”而现在读如铃的那样的乐器而得名。南是南方之乐,是一种唱的诗,其主要的得名的原因,只是由于南是一种乐器。”

  [4]有人认为“二南”在分类上应当独立,与“风”“雅”“颂”并列,所谓“四诗”,这是不妥当的。

  邶风、风、卫风

  经前人考定,邶、、卫都是卫国的诗。《左传·公二十九年》记载吴公子季札听了鲁国的乐队歌唱了“邶、、卫”以后,评论时便将此三诗统称之为“卫风”。可见他是把“邶卫”作为一个整体,以区别于其他国风的。

  邶、、卫都是古国名。据说周武王灭殷以后,便将纣的陪都朝歌(今河南淇县西北)附近地区封给纣的儿子武庚禄父,并将其地分而为三:北为邶(今河南汤阴东南),南为(今河南卫辉东北),东为卫(今河南淇县附近)。武王并派他的三个弟弟管叔、叔、霍叔分别守卫这三个地方[1],以监督武庚,号为“三监”。武王死后,儿子成王年幼,由周公旦执政。管叔等散布流言说“周公将不利于成王”,并使武庚叛乱。于是周公率兵镇压,杀死武庚与管、、霍等,接着又合并三地为卫[2],连同原殷民一起封给康叔,建都(今河南淇县),号卫君。

  卫国自康叔历十三世至献公,自后便国力日衰,内乱不息。到公时,更加腐败不堪,公元前六六零年为狄人所灭。后来在齐桓公的帮助下,卫残部南渡黄河,文公在楚丘(今河南滑县东)重建卫国。《风》的《载驰》(“载驰载驱,归卫侯。”)《定之方中》(“定之方中,作于楚宫。”)二诗就是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。

  邶、二地早已并入卫国,为什么卫诗还冠以其名呢?自汉以来议论纷纷[3],没有定论。近人一般认为,因卫诗有三十九首之多,近风诗的四分之一,所以编者将部分诗编入邶、之下,但是这一说法仍有疑问。查今本《诗经》,邶诗十九首,诗十首,卫诗十首,为什么分得如此不平均呢?这很难说编者只是偶然为之,而无别的原因,因此这一说法仍属于猜测罢了。

  邶、、卫三诗大部分难以确定具体时代,大致说来西周末东周初的诗居多数。

  [1]司马迁在《史记》的《鲁周公世家》与《卫康叔世家》中,只说到派管叔、叔监督武庚禄父,未提及霍叔。同时周公镇压武庚叛乱以后,也只说“杀武庚禄父、管叔,放叔。”本文主要采用郑玄《诗谱序》的说法,与《史记》略有出入。

  关于邶、的地望,王国维《北伯鼎跋》中根据北伯诸器出土于河北水张家洼,认为北即邶,邶国就是燕国,则是鲁国。(《观堂集林》卷十八)录于此以备考。

  [2]关于邶、两地是周公连同卫地一次封给康叔的,还是后来康叔的子孙侵夺的,历来记载有分歧,又没有其他材料可资证。

  [3]方玉润说:“惟邶地既入卫,诗多卫诗,而犹系其故国之名,且编之于卫国之前,《序》与《传》都莫名其故。或谓其诗所得之地而存之;或谓其声之异而存之;或谓以寓存亡继绝之心。……愚谓邶自有诗,特无可考,故难征实,诸家又泥古《序》,篇篇以卫事实之,致令邶诗无一存焉。”(见《诗经原始》卷三)

  王风

  王,是“王”的简称,即东周王朝的直接统治区,大致包括今河南的洛阳、偃师、巩义、温县、沁阳、济源、孟津一带地方。“王风”就是这个区域的诗。

  东周王朝失去了原来的宗主地位,对诸侯国非但无力控制,而且要受到强大诸侯国的欺凌,领土日见削减。然而在春秋之初,周王朝还不免要摆出一副天子尊严的架势,对所谓“无礼”的诸侯国进行征伐,但可悲的是,总是以失败告终。

  正因为东周王朝前期征伐频,又加上大贵族集中,生活奢侈,所以不得不加重对自己统治区人民的压迫和剥削。在沉重的兵役、劳役、经济负担之下,产生了不少旷夫怨女和流浪汉,人民普遍感到生活质量在一天天下降,大大不如东迁以前了。“王风”的十首诗歌,大部分就是反映人民的这种痛苦呻吟和怨恨的。

  “王风”与“周南”来源地部分相同,但它们的曲调是不同的。编入“王风”的是东周王的土乐,编入“周南”的则是受“南音”影响的外来乐。

  郑风

  周宣王二十二年(前八零六年)封其弟友于郑。郑地,即今陕西的华县。友,就是郑桓公,当犬戎攻破西周王朝时,他与周幽王同时被杀。其子郑武公与平王东迂,并吞了国与桧国的领土,沿袭旧号,命名新都为新郑(今河南新郑)。春秋时代郑国的统治区大致包括今河南的郑州、阳、登封、新郑一带地方。“郑风”就是这个区域的诗。

  郑国与东周王接壤,地处中原,文化较发达。春秋之际,人民创造了一种具有地方色彩的新曲调,激越活泼,抒情细腻,较之迟缓凝重的“雅乐”,在音乐创作上是一种创新。故而当时吴国公子季札听了不禁脱口赞道:“美哉,其细也甚!”孔子则称“郑声淫”,欲“放郑声”,后人测或许是孔子担忧郑国这一“激越活泼”的新声,会取代周王朝的正乐。

  “郑风”中绝大部分是情诗(如《女曰鸡鸣》《有女同车》《裳》《子衿》《野有草》《》),这虽同郑国有水、水便于男女游览聚会有关,但更主要的是同郑国的风俗习惯密不可分。从《》一诗看,郑国的上巳节(夏历三月第一个巳日,晋时确定在三月三),实际就是一个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节日。正因为郑国保留着男女自由交往的某些古代遗风,所以它也就能够影响人们的思想。如郑厉公四年(前六九七年),郑国大臣祭仲的女儿雍姬问她的母亲:“父亲与丈夫哪个亲近些?”其母答曰:“父亲只能有一个罢了,而丈夫却个个男人都可做。”一个世家命妇居然用这种亵渎礼教的话来教育自己的女儿,郑国一般人民的男女观念,那就可想而知了。懂得了这点,再读郑风中那些大胆的情诗,也就好理解了。

  当然,从郑国人民歌唱的本身说,恐怕反映自己劳苦和怨愤的诗歌也决不会少的,何况郑国当“虎牢”天险,是兵家必争之地,古人曾指出“春秋战争之多者,无如郑”。但是,频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,却在“郑风”中看不到,这可能是编选者排斥的结果。

  齐风

  齐,本是西周初姜尚的封国,后又兼并周围小国,是春秋时期的一等大国,其领土大致包括今山东的昌、临、东营、德州、泰安等地区以及河北沧州地区的南部。“齐风”就是这个区域的诗。

  齐国地大物博,盛产鱼盐,纺织、刺绣等手工业很发达(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:“故齐冠带衣履天下,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。”),人口分布也较他国稠密。自太公姜尚历十五世,至齐桓公时(前六八五年即位),称霸于天下。其后再传十四世,政权落入新贵田氏手里,仍号为齐国。

  在“齐风”中半数以上也是关于婚娶和爱情的诗(如《著》《东方之日》),其余几首或是反映人民对沉重劳役的不满(如《东方未明》),或是揭露齐公与其妹文姜通奸的丑行(如《南山》《载驱》),或是描写田猎和射技等(如《还》《嗟》)。

  “齐风”除少数讽刺齐公的诗可知作于公元前六九七年至前六八三年之间,其余的诗年代多不可考。

  魏风

  魏,是西周初分封的姬姓小国,故址在今山西芮城,鲁公元年(前六六一年)为晋献公所灭,以其地封给晋臣毕万。战国时魏国的统治者,就是毕万的后代。

  古魏国北与晋国相邻。春秋之初,秦国领土向东扩张,占领了西周王故地,魏又西与秦接壤,因此它常受到晋、秦的侵夺。在这种情况下,魏国的统治者既要扩张军备,又不肯克制自己的奢侈生活,因此国内人民所受的经济剥削与兵役负担是很沉重的。现存的魏诗虽然不多,但人民反对剥削和兵役的呼声却是很高的(如《伐檀》《鼠》)。除此之外,魏风中还可听到某些有识之士忧国忧时的嗟叹(如《园有桃》)。

  由上观之,魏诗的时代,我们以为多数应是春秋初期的作品,其中有个别诗或早或迟,这很难说。宋人苏辙、朱熹都怀疑魏诗是晋诗,就象邶、都是卫诗一样。不过这也只是推论,并无确凿根据。

  唐风

  唐,是周成王弟叔虞的封国,其子,改国号为晋。统治区大致包括今山西的太原以南沿汾水流域的一带地方。“唐风”就是这个区域的诗。朱熹说:“其诗不谓之晋而谓之唐,盖仍其始封之旧号耳。”

  唐风产生的时代,难以论定,按照《诗序》的解释,其中有部分诗,如《扬之水》《采苓》等,当是春秋初期之作。不过序说并无确证,只能作参考。

  秦风

  秦,古秦国原址在犬戎(今陕西兴平东南)。东周初,因秦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,秦开始被列为诸侯,改建都于雍(今陕西凤翔),自此逐渐强大起来。统治区大致包括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南部。“秦风”就是这个区域的诗。

  《汉书·地理志》说:“天水陇西,山多林木,民以板为室屋,及安定、北地、上郡、西河,皆逼近戎狄,修习战备,高上气力,以射猎为先。”所以在秦风中,有一种在别的风诗中少见的尚武精神和悲壮慷慨的情调(如《无衣》)。

  秦诗产生的时代,大致说来是自春秋初至秦穆公(薨于前六二二年)这一百五、六十年间的诗。

  陈风

  陈,西周初分封的诸侯国。开国君主名妫满,据说是帝舜的后代,因有功于周,武王封他于陈,并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他,号胡公。陈建都宛丘(今河南淮阳),统治区大致包括今河南东部和安西北部的部分地方。陈风就是这个区域的诗。

  在陈国最高统治集团的倡导下,全国盛行巫风,竞于歌舞。这种祭祀歌舞的集会,方便了青年男女的交往,所以在陈风中反映这种巫风的诗(如《宛丘》)常伴以爱情。这是区别于其他风诗的一个显著特点。

  陈诗产生的时代,有史实可考的是《株林》,揭露陈灵公君臣私通夏姬而被杀的事。这首诗当作于公元前五九九年。因此一般都认为这是《诗经》中最晚的一首诗。至于陈风中的上限时间,难以断定。

  桧风

  桧(音快,又作,有成语“自以下”),西周分封的诸侯国,妘姓,故都在今河南的密县与新郑之间。其统治区大致包括今河南密县、新郑、阳的一些地方。桧风就是这个区域的诗。

  桧国于春秋初年为郑武公所灭。桧诗产生的时代,一说在桧灭之前,即春秋初以前;一说桧诗实际是“郑诗”,即桧灭之后(朱熹《诗集传》引苏氏说)。二说都系猜测,姑并存待考。

  曹风

  曹,西周初武王封其弟叔铎于曹,建都陶丘(今山东定陶西北),是为曹国,公元前四八七年为宋景公所灭。曹国的统治区在今山东荷泽地区一带。曹风就是这一区域的诗。

  曹诗产生的时代,从内容判断,多为东迁以后。在风诗中,它产生的时代较晚。

  

  (音宾),古地名,在今陕西旬邑和彬县之间。周部族的先祖公刘由(今陕西武功西南)迁居于此(《诗经·大雅·公刘》:“笃公刘,于始馆。”),到文王祖父古公父又迁于岐(今陕西岐山,《诗经·大雅·绵》:“古公父,来朝走马。率西水浒,至于岐下。”)。风就是今陕西旬邑和彬县一带地方的诗。这些地方春秋时属秦国,诗之所以不入秦而独立,可能由于其时代较早,演唱的曲调有别于秦风。

  旧说诗是周公旦所作或为周公旦而作的,此说虽不完全可信,但有的诗同周公旦的事迹有关却无疑问(如《破斧》)。不过就写作时代说,即使是西周初的诗,也是经过后人加工了的,从形式技巧看,其写定的时代,不可能早于西周中期。

  另附雅、颂简介

  小雅

  雅,也是由乐器之名演变为曲调之称的(《诗经·小雅·鼓钟》:“以雅以南,以。”)。这种曲调原盛行于西周王一带,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区的音乐。雅有正的意思,所以“雅乐”,也就是“正乐”[1]。

  大、小雅的分别,当在于它们的使用场合不同。“大雅”用于国家的大典仪式,“小雅”则用于一般朝廷宴会。不过,这种用途的差别,最初也应该是由于音调的不同而决定的。

  “小雅”大部分为贵族的作品,也有小部分来自民间,从风格看,它们酷似“风诗”(如《之华》《何草不黄》,另外《采薇》《大东》等作品受民歌影响较大)。

  “小雅”中大部分诗产生于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,因此有不少诗反映了时代的黑暗和动乱(相比成康年间,夷厉之后的雅诗又称为“变雅”),有一定的进步意义。

  [1]参见《毛诗序》、章炳《大说》、梁启超《释四诗名义》等。

  大雅

  “大雅”产生的时代,一部分诗在西周前期,另一部分则属于西周后期乃至东周初期。

  “大雅”基本是贵族诗歌。其中最有价值的,当推周部族的史诗和政治讽谕诗,揭示了一定的时代面貌。

  颂

  颂,是周王朝的庙堂音乐,用于祭祀祖先和神明。颂,即“容”字,指舞容。“颂诗”就是以歌舞娱乐祖先和神明时的唱词。据王国维说,“颂声”的节奏较“风”缓慢,不及“风”有感人力量(见《观堂集林》卷二)。

  “颂”的用途决定了“颂诗”内容多为歌颂祖先功德和求福祈年,形式呆板,语言空泛。因此除少数外,艺术性都不高,而其史料价值却是很高的。

  “颂”共有四十首诗,其中“周颂”三十一首,全为西周初的作品,“鲁颂”四首,是春秋前期鲁国为歌颂自己的祖先而作,“商颂”五首,是春秋前期宋国为歌颂自己的祖先而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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